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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集安，有一座座高耸的“东方金字塔”，历经数千年风霜，这便是高句丽王陵。高句丽国兴起于西汉末年，历经三国、南北朝，成为北达牡丹江，南至今韩国汉江流域，“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的一个大国。
而就是这个大国，让隋唐两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多次倾国之力而征伐之。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水陆两路30万人，东征高丽，应路途强风暴雨，两军路途伤亡惨重，最终只得退兵作罢。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征集天下士卒，汇聚113万人，左右共12军，号称200万，“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与次年三月，渡过辽河，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左路隋军宇文述部。右路军来护儿一度攻至平壤城下，但也遇伏大败，被迫回撤。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再征高句丽，大军猛攻辽东城20日，正要攻克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兵变，隋炀帝不得不撤军而回。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隋军节节胜利，高句丽无力再战，遣使议和。此时，隋国内形势已经糜烂，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隋炀帝只得接受议和撤兵，高句丽送还隋朝叛将斛斯政，也算让杨广小儿挽回了点面子。
唐朝建立，中原久经战火，民生凋敝，西北突厥虎视眈眈。唐朝廷为缓和局面，一度和高句丽修好。但是好景不长，大唐历经贞观之治后，国力强盛。东北边境狼烟又起。贞观十八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以高句丽侵略新罗为由，进攻高句丽，次年，李世民亲奔东北指挥作战。唐军一路大胜，但时入深秋，草枯水冻，粮草不济，前方又遇坚城，难以攻克，只得撤军。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发35军，征伐高句丽。唐军大败高句丽军，围攻平壤城，但是遇上天寒大雪，被迫撤退。
666年，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趁机再对高句丽发动总攻。唐军分道合击，各路捷报频传。668年，唐军会师鸭绿江，进军平壤城。668年9月20日，唐军攻克平壤，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北方严寒之地的高句丽，究竟有什么原因值得隋唐两大帝国，连续征伐，非置之死地而不可呢？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高句丽的延绵不绝的征伐，这样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好大喜功，也不是表面上高句丽使者的有亏臣礼，而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首先，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如后人说所“天下安危系九边，九边之首在辽东。”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就像一个簸箕，华北平原就是簸箕口，正对着渤海，而海对面就是辽东半岛。陆路上朝鲜半岛伸入辽东，通过辽西走廊，又是直通中原沃野。后来的辽金兴起，再后来的满清龙兴，乃至于日本侵华，都是从东北和朝鲜半岛开始。
高句丽和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不同，是个农业国，在东疆建章立制，稳扎稳打，做大做强。在东北要冲，力图谋求地方霸权，南征百济、新罗，开疆拓土，如果不加以扼杀，假以时日，极有可能和大唐大隋逐鹿中原。高句丽还和西北的突厥暗通款曲，如果二者一旦勾结联合，如后来的蒙满联合一样，对中原成包夹之势，则社稷江山就危在旦夕了。这样的一个高句丽，对中原来说，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打行吗？
其次，高句丽的存在，破坏着大一统王朝的宗藩制度。
所谓天子守在四夷。宗藩朝贡体系在封建社会的东亚，是维护天下稳定的大秩序。隋统一后，高句丽表面上承认是隋的属国，但是对天子圣谕置若罔闻，毫无臣礼，这是在挑衅天子的权威，破坏帝国的威信。是破坏天下秩序的行为。高句丽进攻唐的藩属新罗，保护藩属是宗主的天然义务。如果小弟被打了，大哥不出头，大哥以后还怎么带人？
另外，高句丽兴起之地，本来是汉代疆土，原先东北辽东、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地都是帝国的郡县。隋唐两代都是天下割据纷争之后建立的王朝，一统天下是隋唐统治者们的追求。他们以恢复汉朝旧土为宗旨，不能容忍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再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唐中枢侍郎温彦博就曾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冤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唐太宗也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冬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雕。”隋唐统治者，把征伐高句丽看成复土行为，是统一战争的一部分。
综上，出于国家王朝利益，对高句丽的战争不得不进行，但是进行战争也应当要全局考虑，要综合计算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人民的承受能力。隋炀帝倾天下之兵，三次东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青壮折损战场，田园荒废。当时流传着数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就是对统治者不计民力东征的控诉。
“莫向辽东去，迢迢去路长。老亲倚闾望，少妇守空房。有田不得耕，有事谁相将。一去不知何日返，日上龙堆忆故乡。
莫向辽东去，从来行路难。长河渡无舟，高山接云端。清霜衣苦薄，大雪骨欲剜。日落寒山行不息，荫冰卧雨摧心肝。
莫向辽东去，夷兵似虎豺。长剑碎我身，利镞穿我腮。性命只须臾，节侠谁悲哀。功成大将受上赏，我独何为死蒿莱！“
“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百姓最终忍无可忍，“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揭竿而起，隋朝终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土崩瓦解。
唐代统治者就吸取了隋代的教训。在李世民东征撤回后，唐朝改变了对高句丽的战略，认为高句丽还很强大，进行大军围剿，很难将其连根拔除，反而还会使得消耗国力，影响国内稳定。要先长期用小股部队，对其进行骚扰，使其“国人不得耕种”，“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以北，而不战可取矣”。
在吉林集安，有一座座高耸的“东方金字塔”，历经数千年风霜，这便是高句丽王陵。高句丽国兴起于西汉末年，历经三国、南北朝，成为北达牡丹江，南至今韩国汉江流域，“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的一个大国。
而就是这个大国，让隋唐两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多次倾国之力而征伐之。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水陆两路30万人，东征高丽，应路途强风暴雨，两军路途伤亡惨重，最终只得退兵作罢。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征集天下士卒，汇聚113万人，左右共12军，号称200万，“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与次年三月，渡过辽河，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左路隋军宇文述部。右路军来护儿一度攻至平壤城下，但也遇伏大败，被迫回撤。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再征高句丽，大军猛攻辽东城20日，正要攻克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兵变，隋炀帝不得不撤军而回。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隋军节节胜利，高句丽无力再战，遣使议和。此时，隋国内形势已经糜烂，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隋炀帝只得接受议和撤兵，高句丽送还隋朝叛将斛斯政，也算让杨广小儿挽回了点面子。
唐朝建立，中原久经战火，民生凋敝，西北突厥虎视眈眈。唐朝廷为缓和局面，一度和高句丽修好。但是好景不长，大唐历经贞观之治后，国力强盛。东北边境狼烟又起。贞观十八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以高句丽侵略新罗为由，进攻高句丽，次年，李世民亲奔东北指挥作战。唐军一路大胜，但时入深秋，草枯水冻，粮草不济，前方又遇坚城，难以攻克，只得撤军。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发35军，征伐高句丽。唐军大败高句丽军，围攻平壤城，但是遇上天寒大雪，被迫撤退。
666年，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趁机再对高句丽发动总攻。唐军分道合击，各路捷报频传。668年，唐军会师鸭绿江，进军平壤城。668年9月20日，唐军攻克平壤，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北方严寒之地的高句丽，究竟有什么原因值得隋唐两大帝国，连续征伐，非置之死地而不可呢？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高句丽的延绵不绝的征伐，这样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好大喜功，也不是表面上高句丽使者的有亏臣礼，而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首先，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如后人说所“天下安危系九边，九边之首在辽东。”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就像一个簸箕，华北平原就是簸箕口，正对着渤海，而海对面就是辽东半岛。陆路上朝鲜半岛伸入辽东，通过辽西走廊，又是直通中原沃野。后来的辽金兴起，再后来的满清龙兴，乃至于日本侵华，都是从东北和朝鲜半岛开始。
高句丽和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不同，是个农业国，在东疆建章立制，稳扎稳打，做大做强。在东北要冲，力图谋求地方霸权，南征百济、新罗，开疆拓土，如果不加以扼杀，假以时日，极有可能和大唐大隋逐鹿中原。高句丽还和西北的突厥暗通款曲，如果二者一旦勾结联合，如后来的蒙满联合一样，对中原成包夹之势，则社稷江山就危在旦夕了。这样的一个高句丽，对中原来说，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打行吗？
其次，高句丽的存在，破坏着大一统王朝的宗藩制度。
所谓天子守在四夷。宗藩朝贡体系在封建社会的东亚，是维护天下稳定的大秩序。隋统一后，高句丽表面上承认是隋的属国，但是对天子圣谕置若罔闻，毫无臣礼，这是在挑衅天子的权威，破坏帝国的威信。是破坏天下秩序的行为。高句丽进攻唐的藩属新罗，保护藩属是宗主的天然义务。如果小弟被打了，大哥不出头，大哥以后还怎么带人？
另外，高句丽兴起之地，本来是汉代疆土，原先东北辽东、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地都是帝国的郡县。隋唐两代都是天下割据纷争之后建立的王朝，一统天下是隋唐统治者们的追求。他们以恢复汉朝旧土为宗旨，不能容忍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再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唐中枢侍郎温彦博就曾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冤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唐太宗也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冬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雕。”隋唐统治者，把征伐高句丽看成复土行为，是统一战争的一部分。
综上，出于国家王朝利益，对高句丽的战争不得不进行，但是进行战争也应当要全局考虑，要综合计算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人民的承受能力。隋炀帝倾天下之兵，三次东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青壮折损战场，田园荒废。当时流传着数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就是对统治者不计民力东征的控诉。
“莫向辽东去，迢迢去路长。老亲倚闾望，少妇守空房。有田不得耕，有事谁相将。一去不知何日返，日上龙堆忆故乡。
莫向辽东去，从来行路难。长河渡无舟，高山接云端。清霜衣苦薄，大雪骨欲剜。日落寒山行不息，荫冰卧雨摧心肝。
莫向辽东去，夷兵似虎豺。长剑碎我身，利镞穿我腮。性命只须臾，节侠谁悲哀。功成大将受上赏，我独何为死蒿莱！“
“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百姓最终忍无可忍，“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揭竿而起，隋朝终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土崩瓦解。
唐代统治者就吸取了隋代的教训。在李世民东征撤回后，唐朝改变了对高句丽的战略，认为高句丽还很强大，进行大军围剿，很难将其连根拔除，反而还会使得消耗国力，影响国内稳定。要先长期用小股部队，对其进行骚扰，使其“国人不得耕种”，“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以北，而不战可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