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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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达拉村人是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人，经过上百年的磨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达拉村的人喜欢出去，天南海北地到处游荡，挣着了钱的人便会回来，赚不到钱的人甚至永远就不会回家了。人们口头上最多挂两三年，没回来的也就渐渐地淡忘了。他们笑森工的人是过客，他们何尚不是如此，何况，只要是人，谁又不是人生的过客呢？
今天找吴玉没有？
都什么年代了，你要让我犯错误？
哦，不让你们这些耀武扬威的干部犯点错误，我心里就不太舒服，况且，年轻时又不是没有犯过。
孩子在，莫乱说，喝酒！
吴勇就是这样把父亲的情绪调动起来，喝酒，吃肉，那是挂在梁上的大片的腊猪腿，熏得漆黑，至少三年以上了，闻起来一股臭烘烘的生肉味道，他们竟然用刀割下来，蘸着海椒面生吃。
臭配辣，这就是男人的最爱了。那腊肉就和臭豆腐、皮蛋一个意思了，那是最好的下酒菜。
我虽然不挑食，但是对这玩意还是不适应，甚至很反感父亲用筷子或者手指蘸着酒往我嘴里送。
吴勇的头伸出窗外，对人群喊道：妹妹进来一下。
吴玉就是吴勇妹妹。父亲紧张起来，对吴勇说：你别乱来！
吴勇对吴玉说：我和陈所长喝酒，你把波儿带去玩。
吴勇是叫吴玉把我带出去玩，可父亲的反应太大了，吴勇笑着说：你在想什么呢？孩子不在，我们好好喝酒摆点龙门阵。
吴玉叫女儿花花和我一起回家。这是一个大我一岁的女孩，身上穿的衣服我很眼熟，仔细一看，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手肘部位已经有两个补巴了。这应该是母亲送给吴玉的，但对花花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件“新衣服”了。花花很爱惜这件“新衣服”，洗得很干净，穿在身上居然是清爽舒气的样子。她不是印象中脏兮兮的小孩子，相反，除了衣服干净，脸蛋白皙明亮，居然没有我这种“高原红”的脸蛋。
花花惊奇于我竟然会说古锦本地话，父亲也会，但从来没有教过我，我是跟赵立学的。那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姨夫的侏儒赵立。
我惊奇于她能流利地说普通话。她在附近的乡中心校读书，也是能坚持读书的达拉村唯一的女孩子。我读的是林场小学。我们都读四年级，学的课本也是一样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和本地小姑娘能同时使用本地话和普通话交替如此畅快的交流，却是人生的第一次难忘的体验。我想，她也是如此想法吧，否则怎么会如此兴奋，像一只眼睛明亮活跃的“话米子”。
花花说：我们读书乡上每天要补助一角五分。
我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花花说：大人们都说，是因为你们砍了我们的木头啊，所以才补偿我们的。
我的确搞不懂砍木头和读书有补助有什么关系，但是一角五分钱的确很诱人，那是一本连环画的价格。这么多年愉快的童年，我们从来不知道，一直在周边的村里的本地人别有深意的目光中生活。林场和当地，是两条平行线，基本上没有来往，除了父亲这种有工作性质的人以外。长大了以后，才发现，有时候，会惊出一身冷汗。既然出现了，就必须面对。语言、习俗，这是对于大人而言。对小孩而言，完全就是天性的吸引。当大人还在提心吊胆生活或者为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了，但我们永远都成不了本地人。
花花家是村里常见的一幢碉楼，三层，第一层是牛圈，人住在二层，三层一半是经房，一半用来晾晒东西。虽然还有些牲畜的味道，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餐具擦洗得铮亮，不是我印象中那种脏兮兮的样子。屋中间有一个凹下的火塘，上面支了副三脚架，三脚架上面是一只外面漆黑的烧茶铝锅，正中靠山墙上方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下面有一张方桌，桌子上摆着三盏清油灯和插在江津白酒瓶子里的一束塑料花。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野牦牛头骨，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马茶味道。
花花的小床靠窗，整洁的被褥，窗前还有一排书，旁边有一个墨水瓶做的花瓶，插着羊角花，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在花花的家里，我发现了很多跟我家里差不多的东西，比如塑料脚盆、书包、毯子、桌布，连样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在这里，我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的感觉。
我想起自己的狗窝，脏乱差，不仅如此，还经常尿床，就是持之以恒地在床单上画“世界地图”，下面的垫絮甚至被尿蚀出一个大洞。与她相比，我像一个本地小男孩，她更像一个成都小姑娘。关于那只碗，从她身上，我发现了有些固有的观念开始松动。
你为什么叫花花？姓什么呢？我问。
啊，我没有爸爸，所以叫花花。花花说。
哈哈哈，我笑了起来，怎么可能？
花花脸一红，没有说话，只是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说过的吴玉没有结婚。这应该就是我们森工诸多不能理解的习俗中的一种，想起母亲说的：嘴巴闭上，别人不会把你当哑巴，闭嘴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看见你坐自行车来的。花花说，我也坐过，也是你阿爸的自行车，跑得可快了。有次下雪，自行车还溜了，我和你阿爸都摔倒了，把你阿爸吓得不得了，生怕我摔坏了。
父亲和花花一家比我想象的更加熟悉，好多是我直觉中感到惊异却又说不出什么。
吴玉问我：饿不？
我点点头，用本地话回答：有点饿了，谢谢！
吴玉愣了一下，舒心地笑了笑，阳光映在她的脸上，那笑容瞬间很像我的母亲。从火塘的灰里掏出个印着月亮、星星图案的“月亮馍馍”，边吹边拍递给我。
花花说：你是我们家难得的客人，是贵宾。
吴玉拿来一本相册，这可是一本珍贵的相册啊，里面有几张解放前的照片，已经褪色发黄的照片上，有地主、头人、花花的爷爷等人，显然是在冬天照的，他们都身着臃肿的皮袍，挎着腰刀，笑得非常灿烂、自然。这些在旧社会高高在上的人，以这样一种亲切自然的形式存在于照片上，会让人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情！
正说着，花花的爷爷就过来了。
吴玉给老人介绍我：他是陈真光的儿子。
陈真光好得很。爷爷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接着竖起大拇指，县上给我们换茶叶、换水、换粮，谢谢！
在爷爷的心目中，任何干部都代表着上级派来的。
我听父亲说过，氟斑牙和大骨节病广泛存在于高原林区，许多人因大骨节病行走困难，痛苦的模样，真的难受。似乎，历朝历代都如此，人们早就习惯了，痛苦麻木了的人们认为这是老天的旨意，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因为大骨节病的疼痛失去劳动力。
爷爷给我解释道：现在县上主动管理，派专家来调查，取了很多样品到成都、北京化验，开始免费派送药物，给我们改善茶叶品种，免得得氟斑牙；林场送我们水管，从老远的地方牵来自来水，改善我们的水源，县上给我们换粮，免得下一代又得大骨节病，然后逐步进行异地搬迁……
爷爷曾经经常从茶马古道往返内地和古锦，贩卖过茶叶和鸦片，在国民党部队当过马夫，也在红军翻越大雪山的时候带过路，还在解放时被裹挟当过几天土匪，解放军来了，又给剿匪部队当过支前的民工。
没有办法，他们都喜欢我，我人缘好。爷爷一脸的皱纹笑开了花。但是，那些炮火连天、刀尖舔血的日子，我是再不想过了。爷爷在当支前民工时，和父亲在一个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父亲因为负伤，爷爷便把自己的马让给父亲，避免了落队而被土匪杀害。剿匪结束后，父亲写血书申请随部队整体转业安置在古锦森工局，开始了三线建设最基础的森工事业。
真正的达拉村人是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人，经过上百年的磨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达拉村的人喜欢出去，天南海北地到处游荡，挣着了钱的人便会回来，赚不到钱的人甚至永远就不会回家了。人们口头上最多挂两三年，没回来的也就渐渐地淡忘了。他们笑森工的人是过客，他们何尚不是如此，何况，只要是人，谁又不是人生的过客呢？
今天找吴玉没有？
都什么年代了，你要让我犯错误？
哦，不让你们这些耀武扬威的干部犯点错误，我心里就不太舒服，况且，年轻时又不是没有犯过。
孩子在，莫乱说，喝酒！
吴勇就是这样把父亲的情绪调动起来，喝酒，吃肉，那是挂在梁上的大片的腊猪腿，熏得漆黑，至少三年以上了，闻起来一股臭烘烘的生肉味道，他们竟然用刀割下来，蘸着海椒面生吃。
臭配辣，这就是男人的最爱了。那腊肉就和臭豆腐、皮蛋一个意思了，那是最好的下酒菜。
我虽然不挑食，但是对这玩意还是不适应，甚至很反感父亲用筷子或者手指蘸着酒往我嘴里送。
吴勇的头伸出窗外，对人群喊道：妹妹进来一下。
吴玉就是吴勇妹妹。父亲紧张起来，对吴勇说：你别乱来！
吴勇对吴玉说：我和陈所长喝酒，你把波儿带去玩。
吴勇是叫吴玉把我带出去玩，可父亲的反应太大了，吴勇笑着说：你在想什么呢？孩子不在，我们好好喝酒摆点龙门阵。
吴玉叫女儿花花和我一起回家。这是一个大我一岁的女孩，身上穿的衣服我很眼熟，仔细一看，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手肘部位已经有两个补巴了。这应该是母亲送给吴玉的，但对花花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件“新衣服”了。花花很爱惜这件“新衣服”，洗得很干净，穿在身上居然是清爽舒气的样子。她不是印象中脏兮兮的小孩子，相反，除了衣服干净，脸蛋白皙明亮，居然没有我这种“高原红”的脸蛋。
花花惊奇于我竟然会说古锦本地话，父亲也会，但从来没有教过我，我是跟赵立学的。那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姨夫的侏儒赵立。
我惊奇于她能流利地说普通话。她在附近的乡中心校读书，也是能坚持读书的达拉村唯一的女孩子。我读的是林场小学。我们都读四年级，学的课本也是一样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和本地小姑娘能同时使用本地话和普通话交替如此畅快的交流，却是人生的第一次难忘的体验。我想，她也是如此想法吧，否则怎么会如此兴奋，像一只眼睛明亮活跃的“话米子”。
花花说：我们读书乡上每天要补助一角五分。
我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花花说：大人们都说，是因为你们砍了我们的木头啊，所以才补偿我们的。
我的确搞不懂砍木头和读书有补助有什么关系，但是一角五分钱的确很诱人，那是一本连环画的价格。这么多年愉快的童年，我们从来不知道，一直在周边的村里的本地人别有深意的目光中生活。林场和当地，是两条平行线，基本上没有来往，除了父亲这种有工作性质的人以外。长大了以后，才发现，有时候，会惊出一身冷汗。既然出现了，就必须面对。语言、习俗，这是对于大人而言。对小孩而言，完全就是天性的吸引。当大人还在提心吊胆生活或者为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了，但我们永远都成不了本地人。
花花家是村里常见的一幢碉楼，三层，第一层是牛圈，人住在二层，三层一半是经房，一半用来晾晒东西。虽然还有些牲畜的味道，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餐具擦洗得铮亮，不是我印象中那种脏兮兮的样子。屋中间有一个凹下的火塘，上面支了副三脚架，三脚架上面是一只外面漆黑的烧茶铝锅，正中靠山墙上方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下面有一张方桌，桌子上摆着三盏清油灯和插在江津白酒瓶子里的一束塑料花。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野牦牛头骨，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马茶味道。
花花的小床靠窗，整洁的被褥，窗前还有一排书，旁边有一个墨水瓶做的花瓶，插着羊角花，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在花花的家里，我发现了很多跟我家里差不多的东西，比如塑料脚盆、书包、毯子、桌布，连样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在这里，我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的感觉。
我想起自己的狗窝，脏乱差，不仅如此，还经常尿床，就是持之以恒地在床单上画“世界地图”，下面的垫絮甚至被尿蚀出一个大洞。与她相比，我像一个本地小男孩，她更像一个成都小姑娘。关于那只碗，从她身上，我发现了有些固有的观念开始松动。
你为什么叫花花？姓什么呢？我问。
啊，我没有爸爸，所以叫花花。花花说。
哈哈哈，我笑了起来，怎么可能？
花花脸一红，没有说话，只是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说过的吴玉没有结婚。这应该就是我们森工诸多不能理解的习俗中的一种，想起母亲说的：嘴巴闭上，别人不会把你当哑巴，闭嘴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看见你坐自行车来的。花花说，我也坐过，也是你阿爸的自行车，跑得可快了。有次下雪，自行车还溜了，我和你阿爸都摔倒了，把你阿爸吓得不得了，生怕我摔坏了。
父亲和花花一家比我想象的更加熟悉，好多是我直觉中感到惊异却又说不出什么。
吴玉问我：饿不？
我点点头，用本地话回答：有点饿了，谢谢！
吴玉愣了一下，舒心地笑了笑，阳光映在她的脸上，那笑容瞬间很像我的母亲。从火塘的灰里掏出个印着月亮、星星图案的“月亮馍馍”，边吹边拍递给我。
花花说：你是我们家难得的客人，是贵宾。
吴玉拿来一本相册，这可是一本珍贵的相册啊，里面有几张解放前的照片，已经褪色发黄的照片上，有地主、头人、花花的爷爷等人，显然是在冬天照的，他们都身着臃肿的皮袍，挎着腰刀，笑得非常灿烂、自然。这些在旧社会高高在上的人，以这样一种亲切自然的形式存在于照片上，会让人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情！
正说着，花花的爷爷就过来了。
吴玉给老人介绍我：他是陈真光的儿子。
陈真光好得很。爷爷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接着竖起大拇指，县上给我们换茶叶、换水、换粮，谢谢！
在爷爷的心目中，任何干部都代表着上级派来的。
我听父亲说过，氟斑牙和大骨节病广泛存在于高原林区，许多人因大骨节病行走困难，痛苦的模样，真的难受。似乎，历朝历代都如此，人们早就习惯了，痛苦麻木了的人们认为这是老天的旨意，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因为大骨节病的疼痛失去劳动力。
爷爷给我解释道：现在县上主动管理，派专家来调查，取了很多样品到成都、北京化验，开始免费派送药物，给我们改善茶叶品种，免得得氟斑牙；林场送我们水管，从老远的地方牵来自来水，改善我们的水源，县上给我们换粮，免得下一代又得大骨节病，然后逐步进行异地搬迁……
爷爷曾经经常从茶马古道往返内地和古锦，贩卖过茶叶和鸦片，在国民党部队当过马夫，也在红军翻越大雪山的时候带过路，还在解放时被裹挟当过几天土匪，解放军来了，又给剿匪部队当过支前的民工。
没有办法，他们都喜欢我，我人缘好。爷爷一脸的皱纹笑开了花。但是，那些炮火连天、刀尖舔血的日子，我是再不想过了。爷爷在当支前民工时，和父亲在一个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父亲因为负伤，爷爷便把自己的马让给父亲，避免了落队而被土匪杀害。剿匪结束后，父亲写血书申请随部队整体转业安置在古锦森工局，开始了三线建设最基础的森工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