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陈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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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兴奋地给我看一样东西，那竟然是在垃圾堆里找到的一袋发芽的洋芋，别人家扔的，有的已经腐烂了在流水。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去开块地。花花说，指了指后面的山腰上。
那里有一块我们经常去的小草坪，可以在那里背书，可以居高临下看古锦县城的风景，特别是做饭时间，家家户户窗户或者房顶伸出的烟囱冒出的袅袅青烟，让整个县城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对面是阴山面，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风过森林，特别是夜深人静，会发出阵阵呜咽般的低沉的声音，让人害怕。这片森林之所以能在大砍伐中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坡度太陡，采伐和集材均不方便而放弃了的。
没问题啊。我说。
花花说：我不能在家里吃闲饭，还是得有点贡献。
我从来认为孩子在家里吃饭是天经地义的，可花花的心里想的和我是不一样的，她想独立，想自由。但是能帮助她，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说干就干，我们悄悄地拿上锄头，背上那袋发芽的洋芋就上山了。花花在达拉村家里做过这种农活，什么都懂，将草坪上的小灌木清理了，把地翻了一遍，将石头从土里捡了出来，整齐地砌在地边上。忙了整整两个下午，像模像样的一块大约有两分的地在我们的手下成型了。
花花用小刀把发芽的洋芋按照保留芽口的位置的方法切开成两瓣或者三瓣，还拿了一根麻绳拉线，顺着拉好的线打窝子，在窝子里埋下洋芋块，芽口朝上。看着栽种得整整齐齐的洋芋，我们相视一笑，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要是我们的地多好？我感慨道。
想得美！花花瘪瘪嘴说，随时都有被人铲掉的可能。
哪个敢来，我就跟他拼命！我气愤地说。
又没写你的名字，凭什么拼命？花花说，你又不是农民，既使是农民，地也是国家的，集体的，自己也只有承包权。
这到是我始料未及的，每个人被栓在土地上，但土地却不是本人的。地主，曾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谓，也曾经是人们避之不及的贬义词，也是潜意识中最深的梦想。
中国人热衷于购房置业，难不成就是地主梦的延续？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花花问道。
我想读书，一直读一直读，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啥都齐全了。我笑着说，接着问花花，你呢？
我不想回农村，想在县上工作。花花望着天，喃喃地说。
那一定要考上中专才行啊。我说。
努力就行啊。花花说，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我身边有的同学，不用努力，就会被父母安排好了未来，那是他们生得好，我们不能选择出身，只能努力。
毕竟是阳山，作为古锦河干旱河谷地带，那靠天吃饭是没有什么收成的，为了这块“随时都有可能被人铲掉”的地，我们一有空就背着水上山浇地，毕竟还是有一份责任感。这块地，成为我和花花的一个秘密。
一天，我和花花跟往常一样在古锦河边装水，准备背水上山。她不慎摔了一跤，捂着肚子直叫痛，而且花花的裤子里也流血了。我不知怎么回事，吓得不知所措。
花花检查了一下，除了膝盖上碰了一小块皮，其他没有什么大碍。血是从下身出来的，花花害羞地说：阿妈说，这是女人受苦受难的过程，休息一下就好了。
流得差不多了就不流了。我说，并给花花讲了我流鼻血吃鼻血血旺的故事。
花花笑了起来，但明显是忍着疼痛。血仍然在流，地下已经一大摊了，花花的裤子已经浸透了，脸色苍白。
我说：我去给你拿一条新裤子。
花花点点头：顺便拿点妈妈和姐姐用的那种草纸，别让家里人知道了。
当我回家悄悄把东西找齐了，出门时却被母亲发现了。
母亲和我一起赶到花花那里，却发现花花不在了，看到地上的血，引来了一大堆蚂蚁。母亲说：遭了！
找了一会，才在一棵槐树下找到花花。她自己强撑着到河边洗身体和裤子。
母亲一看花花的样子，脸色变了，一下子抱住花花哭起来：瓜女子，咋这样了哦。
花花身体软软的，根本就站不起来，望着母亲也哭起来。
花花怎么了？我关心的问道。
没什么，男娃娃家家的，莫问。母亲呵斥道。
花儿长大了。母亲说。
不久，却听到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吴玉和王元结婚了，两人在高山远牧点放牧。
原来有父亲和石基照应，石基入狱以后有兄弟吴勇照应，没人敢欺负吴玉，但自从吴勇死了父亲也调走以后，王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吴玉答应花花到我家生活，到县中读书，也就是为了保护花花不被欺负，但是却没人能保护她自己不被欺负。可以想象王元那恶心肮脏的模样，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花花和吴玉无助的神情。
我这才回忆起临别时吴玉那眼泪的意义。
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是农村司空见惯的事情，熟悉达拉村情况的父亲都气得胸口发痛，如果不是花花在面前，他真的会提枪去牧场上找王元。
父亲叫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开了我记忆里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家庭会议。
父亲说：从今天起，花花就是我的女儿，老二，叫陈红花。
一家人面面相觑。姐姐问：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我这条命是花花家救了两次，剿匪时是她外公救了我，逃难时是她母亲救了我，报恩是中华传统美德，花花家就是我家最大的恩人。
父亲在家里从来一言九鼎，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呢。
我以后在学校就用陈红花这个名字？花花问父亲。
父亲肯定地点点头。
取一个革命性很强的名字，是当时最时髦的事情，很多本地给后代都取了比如刘拥军、张卫东、桑红兵等。不仅如此，父亲还通过关系，给花花办理了收养手续和农转非手续，正式成为我家户口簿上的一员了。我从老二变成了老三，多了个姐姐。
我拿着户口簿向所有人宣布：陈红花是我的二姐。
父亲叫母亲去扯布给花花缝制了一身新衣服。
花儿，乖！母亲第一次这样叫花花，虽然我生不出这么漂亮的女儿，但我们好歹也有母女缘。
穿上新衣服的花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从此，在父亲用牛皮纸包的课本封面上，花花的署名有两种：语文、数学书上写的是陈红花，其他课本写的是花花。不论她写什么，我和姐姐都叫她花花，父母叫她花儿，老师和同学叫她陈红花。?
花花兴奋地给我看一样东西，那竟然是在垃圾堆里找到的一袋发芽的洋芋，别人家扔的，有的已经腐烂了在流水。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去开块地。花花说，指了指后面的山腰上。
那里有一块我们经常去的小草坪，可以在那里背书，可以居高临下看古锦县城的风景，特别是做饭时间，家家户户窗户或者房顶伸出的烟囱冒出的袅袅青烟，让整个县城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对面是阴山面，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风过森林，特别是夜深人静，会发出阵阵呜咽般的低沉的声音，让人害怕。这片森林之所以能在大砍伐中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坡度太陡，采伐和集材均不方便而放弃了的。
没问题啊。我说。
花花说：我不能在家里吃闲饭，还是得有点贡献。
我从来认为孩子在家里吃饭是天经地义的，可花花的心里想的和我是不一样的，她想独立，想自由。但是能帮助她，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说干就干，我们悄悄地拿上锄头，背上那袋发芽的洋芋就上山了。花花在达拉村家里做过这种农活，什么都懂，将草坪上的小灌木清理了，把地翻了一遍，将石头从土里捡了出来，整齐地砌在地边上。忙了整整两个下午，像模像样的一块大约有两分的地在我们的手下成型了。
花花用小刀把发芽的洋芋按照保留芽口的位置的方法切开成两瓣或者三瓣，还拿了一根麻绳拉线，顺着拉好的线打窝子，在窝子里埋下洋芋块，芽口朝上。看着栽种得整整齐齐的洋芋，我们相视一笑，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要是我们的地多好？我感慨道。
想得美！花花瘪瘪嘴说，随时都有被人铲掉的可能。
哪个敢来，我就跟他拼命！我气愤地说。
又没写你的名字，凭什么拼命？花花说，你又不是农民，既使是农民，地也是国家的，集体的，自己也只有承包权。
这到是我始料未及的，每个人被栓在土地上，但土地却不是本人的。地主，曾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谓，也曾经是人们避之不及的贬义词，也是潜意识中最深的梦想。
中国人热衷于购房置业，难不成就是地主梦的延续？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花花问道。
我想读书，一直读一直读，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啥都齐全了。我笑着说，接着问花花，你呢？
我不想回农村，想在县上工作。花花望着天，喃喃地说。
那一定要考上中专才行啊。我说。
努力就行啊。花花说，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我身边有的同学，不用努力，就会被父母安排好了未来，那是他们生得好，我们不能选择出身，只能努力。
毕竟是阳山，作为古锦河干旱河谷地带，那靠天吃饭是没有什么收成的，为了这块“随时都有可能被人铲掉”的地，我们一有空就背着水上山浇地，毕竟还是有一份责任感。这块地，成为我和花花的一个秘密。
一天，我和花花跟往常一样在古锦河边装水，准备背水上山。她不慎摔了一跤，捂着肚子直叫痛，而且花花的裤子里也流血了。我不知怎么回事，吓得不知所措。
花花检查了一下，除了膝盖上碰了一小块皮，其他没有什么大碍。血是从下身出来的，花花害羞地说：阿妈说，这是女人受苦受难的过程，休息一下就好了。
流得差不多了就不流了。我说，并给花花讲了我流鼻血吃鼻血血旺的故事。
花花笑了起来，但明显是忍着疼痛。血仍然在流，地下已经一大摊了，花花的裤子已经浸透了，脸色苍白。
我说：我去给你拿一条新裤子。
花花点点头：顺便拿点妈妈和姐姐用的那种草纸，别让家里人知道了。
当我回家悄悄把东西找齐了，出门时却被母亲发现了。
母亲和我一起赶到花花那里，却发现花花不在了，看到地上的血，引来了一大堆蚂蚁。母亲说：遭了！
找了一会，才在一棵槐树下找到花花。她自己强撑着到河边洗身体和裤子。
母亲一看花花的样子，脸色变了，一下子抱住花花哭起来：瓜女子，咋这样了哦。
花花身体软软的，根本就站不起来，望着母亲也哭起来。
花花怎么了？我关心的问道。
没什么，男娃娃家家的，莫问。母亲呵斥道。
花儿长大了。母亲说。
不久，却听到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吴玉和王元结婚了，两人在高山远牧点放牧。
原来有父亲和石基照应，石基入狱以后有兄弟吴勇照应，没人敢欺负吴玉，但自从吴勇死了父亲也调走以后，王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吴玉答应花花到我家生活，到县中读书，也就是为了保护花花不被欺负，但是却没人能保护她自己不被欺负。可以想象王元那恶心肮脏的模样，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花花和吴玉无助的神情。
我这才回忆起临别时吴玉那眼泪的意义。
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是农村司空见惯的事情，熟悉达拉村情况的父亲都气得胸口发痛，如果不是花花在面前，他真的会提枪去牧场上找王元。
父亲叫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开了我记忆里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家庭会议。
父亲说：从今天起，花花就是我的女儿，老二，叫陈红花。
一家人面面相觑。姐姐问：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我这条命是花花家救了两次，剿匪时是她外公救了我，逃难时是她母亲救了我，报恩是中华传统美德，花花家就是我家最大的恩人。
父亲在家里从来一言九鼎，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呢。
我以后在学校就用陈红花这个名字？花花问父亲。
父亲肯定地点点头。
取一个革命性很强的名字，是当时最时髦的事情，很多本地给后代都取了比如刘拥军、张卫东、桑红兵等。不仅如此，父亲还通过关系，给花花办理了收养手续和农转非手续，正式成为我家户口簿上的一员了。我从老二变成了老三，多了个姐姐。
我拿着户口簿向所有人宣布：陈红花是我的二姐。
父亲叫母亲去扯布给花花缝制了一身新衣服。
花儿，乖！母亲第一次这样叫花花，虽然我生不出这么漂亮的女儿，但我们好歹也有母女缘。
穿上新衣服的花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从此，在父亲用牛皮纸包的课本封面上，花花的署名有两种：语文、数学书上写的是陈红花，其他课本写的是花花。不论她写什么，我和姐姐都叫她花花，父母叫她花儿，老师和同学叫她陈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