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节：例子，我就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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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告别父母离开清绵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她的身心经过有效的调整，已经有能力摆脱和忘掉过去的那些阴影。回到南德之后，她像往常一样很专心地投入了工作。潘队长有意识地不再让她参与毛杰这个案子的扫尾工作。这案子队里正忙着准备向检察院呈报提请起诉的材料，她作为内勤，又在这案子的侦破过程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本来是应当参与的。但潘队长没让她参与，分配她去干些别的。她就去干别的，也不向潘队长提这事，两人心里有数。后来这案子依法定程序报到检察院去了，向法院起诉就是检察院的事儿了。于是慢慢地，毛杰这两个字在缉毒大队，几乎再也无人提起。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安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队里对她的照顾，也越来越具体。比如，不再让她加班，每天上下班尽量让顺路的车到她家弯一下接送。毛杰不在了，安心也敢回宿舍住了。她和铁军常常就住在她的宿舍里，省得来回跑，万一搞歪了胎位颠了孩子得不偿失。再說安心也不好意思总让队里用车接送显得特殊影响不好，要是住宿舍的话她上班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一拐就到。只是铁军去报社往返要远一点，比较辛苦。好在他們当记者的也不是每天坐班。看得出铁军很盼着这个孩子，那些天他們之间的话题最多的就是說这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起个什么名字？该为孩子提前准备些什么？孩子生下来是自己带还是交给姥姥或奶奶？……总之，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出世，那一段成了铁军和安心共同生活中最重要的心思。所以，铁军对老潘他們照顾安心是相当感激的。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交式的，你今天送我一袋米，我明天就还你一束肉，礼尚往来。可铁军又能拿出什么来回敬潘队长和缉毒大队呢？有的！他是记者，记者有记者的本事。现在新闻单位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机构，这机构里的人个个都是无冕之王，属于手中有权的一类。记者手中有什么权呢，他們手中的权叫做话语权，也就是說，他有权說你好，也有权說你坏。說你好会使你得到利益，說你坏会损害你的利益甚至把你毁了，很要命的。铁军所能回报缉毒大队的，就是說缉毒大队好。把缉毒大队說成一个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前仆后继的，为国为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当然，这样說缉毒大队，这样說队长老潘，也不为过，至少安心就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比这还感人呢。那些感人的东西在缉毒大队，都是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事，可要是你仔细地想一想，上到某个理论高度总结总结，那都是事迹，上报纸上电视都拿得出去。铁军先是找了南德电视台的熟人，促成了一次采访。主要是采访毛杰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来在当地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播出，老潘和老钱都上了电视。不过按照保护原则，他們的脸部都用技术手段在屏幕上给遮掉了，声音也做了处理。毛杰的家——那个战斗的现场——也被摄入镜头，毛杰和他母亲也在镜头前过了一下，很短，没多渲染。连毛杰父亲的尸体都给了个远镜头，只晃一下即过，避免让血腥污染了观众的耳目。电视重播时安心和铁军在家看了，铁军挺兴奋，說以后得好好谢谢电视台的朋友。安心默默地看，什么都没說。在电视节目中播这件事也就是两分钟的长度，宣传效果以事件为主，铁军后来觉得不够过瘾，没有把他对缉毒大队所要表达的感谢体现出来。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南德日报》的哥們儿，找了一个擅长写报告文学的专栏记者，据說在当地算是个名记，让他专门来采访缉毒大队，专门以写人为主，写当代公安民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个精神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觉得过时，可很多过时的东西多少年后旧话重提又成了新鲜。这件事得到了南德市的政法委、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缉毒大队要认真配合、协助日报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对公安禁毒事业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潘队长把这事交待给了副队长老钱。对接待记者的这类采访他与其說是不重视，不如說是不擅长。老钱其实也不擅长，完全是当个政治任务似的整天陪着记者介绍情况，给他讲案例，讲过去牺牲的一些同志的事迹。活着的人主要讲了老潘。不过老潘刚从沙矛地区调来没两年，老钱过去也不认识他，所以谈不出太多。记者觉得材料还不够，又让他再谈谈别人。让他别光說形容词，什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牺牲什么的，不用多說，怎么形容我們都知道。您就說事情，多举些例子，例子，我就要例子！钱队长說了些例子，說着說着就說到了安心。记者一听安心是个年轻女同志，又是个大学生，在这种边远地方和这帮男爷們儿一块出生入死，有了兴趣。按他們记者的行话叫：有新闻点、有新闻价值。于是便重点问安心的事。老钱就一通說，当然不外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之类的事。记者还是让他举例子——有没有深入虎穴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例子？老钱听明白了，他是想要故事性强的事儿，能吸引读者的事儿。于是他說了毛杰这个案子，說到乌泉接头，船上的那一场大戏，說得绘形绘色，听得那记者眉飞色舞。而且，最后让记者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安心和毛杰以前的关系。老钱这下可算是彻底满足了记者对戏剧性的渴求——什么？她和他原来是朋友？是什么朋友？噢，是那种朋友。哎，你刚才不是說她都结婚了吗？噢，是以前的朋友，噢，是吗！不过那也很有意思，也算大义灭亲了，也不容易。女同志一般都比较重感情，比较念旧，特别是对这么年轻的女同志，确实是考验。这是个很严肃的主题，是感情战胜正义，还是正义战胜感情的问题，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就确实成了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跟我没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是把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些年，小道理总是比大道理更有道理，所以这个例子你讲得好，有典型性，有教育意义。
在她告别父母离开清绵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她的身心经过有效的调整，已经有能力摆脱和忘掉过去的那些阴影。回到南德之后，她像往常一样很专心地投入了工作。潘队长有意识地不再让她参与毛杰这个案子的扫尾工作。这案子队里正忙着准备向检察院呈报提请起诉的材料，她作为内勤，又在这案子的侦破过程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本来是应当参与的。但潘队长没让她参与，分配她去干些别的。她就去干别的，也不向潘队长提这事，两人心里有数。后来这案子依法定程序报到检察院去了，向法院起诉就是检察院的事儿了。于是慢慢地，毛杰这两个字在缉毒大队，几乎再也无人提起。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安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队里对她的照顾，也越来越具体。比如，不再让她加班，每天上下班尽量让顺路的车到她家弯一下接送。毛杰不在了，安心也敢回宿舍住了。她和铁军常常就住在她的宿舍里，省得来回跑，万一搞歪了胎位颠了孩子得不偿失。再說安心也不好意思总让队里用车接送显得特殊影响不好，要是住宿舍的话她上班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一拐就到。只是铁军去报社往返要远一点，比较辛苦。好在他們当记者的也不是每天坐班。看得出铁军很盼着这个孩子，那些天他們之间的话题最多的就是說这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起个什么名字？该为孩子提前准备些什么？孩子生下来是自己带还是交给姥姥或奶奶？……总之，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出世，那一段成了铁军和安心共同生活中最重要的心思。所以，铁军对老潘他們照顾安心是相当感激的。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交式的，你今天送我一袋米，我明天就还你一束肉，礼尚往来。可铁军又能拿出什么来回敬潘队长和缉毒大队呢？有的！他是记者，记者有记者的本事。现在新闻单位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机构，这机构里的人个个都是无冕之王，属于手中有权的一类。记者手中有什么权呢，他們手中的权叫做话语权，也就是說，他有权說你好，也有权說你坏。說你好会使你得到利益，說你坏会损害你的利益甚至把你毁了，很要命的。铁军所能回报缉毒大队的，就是說缉毒大队好。把缉毒大队說成一个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前仆后继的，为国为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当然，这样說缉毒大队，这样說队长老潘，也不为过，至少安心就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比这还感人呢。那些感人的东西在缉毒大队，都是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事，可要是你仔细地想一想，上到某个理论高度总结总结，那都是事迹，上报纸上电视都拿得出去。铁军先是找了南德电视台的熟人，促成了一次采访。主要是采访毛杰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来在当地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播出，老潘和老钱都上了电视。不过按照保护原则，他們的脸部都用技术手段在屏幕上给遮掉了，声音也做了处理。毛杰的家——那个战斗的现场——也被摄入镜头，毛杰和他母亲也在镜头前过了一下，很短，没多渲染。连毛杰父亲的尸体都给了个远镜头，只晃一下即过，避免让血腥污染了观众的耳目。电视重播时安心和铁军在家看了，铁军挺兴奋，說以后得好好谢谢电视台的朋友。安心默默地看，什么都没說。在电视节目中播这件事也就是两分钟的长度，宣传效果以事件为主，铁军后来觉得不够过瘾，没有把他对缉毒大队所要表达的感谢体现出来。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南德日报》的哥們儿，找了一个擅长写报告文学的专栏记者，据說在当地算是个名记，让他专门来采访缉毒大队，专门以写人为主，写当代公安民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个精神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觉得过时，可很多过时的东西多少年后旧话重提又成了新鲜。这件事得到了南德市的政法委、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缉毒大队要认真配合、协助日报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对公安禁毒事业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潘队长把这事交待给了副队长老钱。对接待记者的这类采访他与其說是不重视，不如說是不擅长。老钱其实也不擅长，完全是当个政治任务似的整天陪着记者介绍情况，给他讲案例，讲过去牺牲的一些同志的事迹。活着的人主要讲了老潘。不过老潘刚从沙矛地区调来没两年，老钱过去也不认识他，所以谈不出太多。记者觉得材料还不够，又让他再谈谈别人。让他别光說形容词，什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牺牲什么的，不用多說，怎么形容我們都知道。您就說事情，多举些例子，例子，我就要例子！钱队长說了些例子，說着說着就說到了安心。记者一听安心是个年轻女同志，又是个大学生，在这种边远地方和这帮男爷們儿一块出生入死，有了兴趣。按他們记者的行话叫：有新闻点、有新闻价值。于是便重点问安心的事。老钱就一通說，当然不外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之类的事。记者还是让他举例子——有没有深入虎穴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例子？老钱听明白了，他是想要故事性强的事儿，能吸引读者的事儿。于是他說了毛杰这个案子，說到乌泉接头，船上的那一场大戏，說得绘形绘色，听得那记者眉飞色舞。而且，最后让记者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安心和毛杰以前的关系。老钱这下可算是彻底满足了记者对戏剧性的渴求——什么？她和他原来是朋友？是什么朋友？噢，是那种朋友。哎，你刚才不是說她都结婚了吗？噢，是以前的朋友，噢，是吗！不过那也很有意思，也算大义灭亲了，也不容易。女同志一般都比较重感情，比较念旧，特别是对这么年轻的女同志，确实是考验。这是个很严肃的主题，是感情战胜正义，还是正义战胜感情的问题，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就确实成了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跟我没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是把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些年，小道理总是比大道理更有道理，所以这个例子你讲得好，有典型性，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