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1章 散啤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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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跳舞了，夏季业余生活再次变得枯燥起来，许多年轻人因此萎靡了。
但上岁数的人也未准就打得起精神来。因为对他们来说，大热的天儿，虽然跳舞的喧闹没了是件好事，可啤酒没了就是件坏事了。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大都很抗拒。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人们才渐渐的改变了这个观念，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而七十年代，是“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因为价钱便宜，比汽水冰棍都解渴，从本质上说，又是一种瘾品。京城的人们不但爱上了它，简直可以说是“追捧”。
但由于是在“运动”时期，虽然喝得人多了，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于是“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可哪怕到了1980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一家就是日本人“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如果按照当时京城人口466.5万人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因为大部分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直接投放到市场，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三千吨，每月一个人才不到一瓶，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历史上，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而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当时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凉杯等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那会儿拉散啤的是“130”罐车，简直不能开上街。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可太远就没戏了。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根本没酒。
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散啤”的地方，也就只有饭馆了。可从六月起，京城各大小饭馆又贴出不成文规定——“买一瓶啤酒搭卖两盘菜”。
于是不但广大消费者只好望酒兴叹，就连饭馆里就餐的顾客也不能尽兴了。
对此情况，《京城晚报》及时报道了相关情况。并且这一时期，由于民间意见很大，还出现了一个讽刺漫画。
画上是孙悟空与猪八戒两个形象。八戒说，“猴哥，天太热了，喝杯啤酒如何？”悟空说，“八戒，喝不得！喝不得！我们钱少，只够喝酒，哪够加菜啊！”
就这样，公众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京城的商业系统因此不得不做出了反应。有相关领导在报纸上表态，说马上下令严查，当机立断地禁止“搭售”行为。
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从来面对市场问题都是无效的，哪怕你喊得再大声，没啤酒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底下人抱怨没法干，加以阳奉阴违地糊弄，上面也干没辙。
于是乎，人民群众就发现，饭馆的服务人员对待买啤酒的客人，恶劣态度变本加厉，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虽然有的地方确实是不“搭售”了，但开始缺斤短两，甚至自己提高价格。
顾客对此当然会有意见，有的人就要说法。“啤酒不是五毛六一升吗？你们怎么买六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升啊！”
可服务员却说，“就这还没货呢！你爱喝不喝！”跟着就吵了起来，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
还有的地儿更缺德，他不缺斤短两不加价，用的招儿居然是兑水。采用这种办法的饭馆儿会直接把一整罐的啤酒都打出来弄到一个大铁盆里，然后拿大舀子买。
饭馆儿的借口倒也冠冕堂皇，说买酒的人太多，龙头出酒太慢，管儿细，盯不上卖呀。
可等得顾客买回去一喝，好家伙，那啤酒味儿简直淡极了。这才明白上了大当。
后来社会甚至还有传言，据说有更过分的，不光兑水，还往啤酒里掺洗衣粉，目的是加重点味道。
尽管是无法判断真实性的流言蜚语，但这仍不免让广大人民群众既惊惧又迷惑。
人心惶惶下，劳苦大众彻底昏头转向了。他们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就为了这么点儿啤酒。国营的饭馆就变得这么不实在了呢？难道公家单位不再值得信任了吗？
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只有与身在市场之中，又了解市场的洪衍武才能说得清楚。
因为啤酒的问题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暴露出的可不仅仅是供需矛盾的问题。还有原有不变的价格体系开始动摇，和国人的价格概念开始复苏的问题。
这完全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自1979年，国家主动调整了一些副食品的价格之后，常年物价不动摇的局面就结束了。而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各处冒出来的农贸市场，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以议价商品，也使得一些票证不再重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开始研究国营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和利润留存的具体办法，就连商业系统的奖金制度也有了变革，开始与利润挂钩了。
结果正是这个最关键的原因，不但让“友谊商店”和工艺品商店给了洪衍武更多的折扣，也让商业系统整体都变得对钱开始在乎了。
毕竟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谁还能像以往那么漫不经心呢？
不能再跳舞了，夏季业余生活再次变得枯燥起来，许多年轻人因此萎靡了。
但上岁数的人也未准就打得起精神来。因为对他们来说，大热的天儿，虽然跳舞的喧闹没了是件好事，可啤酒没了就是件坏事了。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大都很抗拒。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人们才渐渐的改变了这个观念，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而七十年代，是“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因为价钱便宜，比汽水冰棍都解渴，从本质上说，又是一种瘾品。京城的人们不但爱上了它，简直可以说是“追捧”。
但由于是在“运动”时期，虽然喝得人多了，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于是“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可哪怕到了1980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一家就是日本人“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如果按照当时京城人口466.5万人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因为大部分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直接投放到市场，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三千吨，每月一个人才不到一瓶，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历史上，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而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当时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凉杯等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那会儿拉散啤的是“130”罐车，简直不能开上街。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可太远就没戏了。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根本没酒。
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散啤”的地方，也就只有饭馆了。可从六月起，京城各大小饭馆又贴出不成文规定——“买一瓶啤酒搭卖两盘菜”。
于是不但广大消费者只好望酒兴叹，就连饭馆里就餐的顾客也不能尽兴了。
对此情况，《京城晚报》及时报道了相关情况。并且这一时期，由于民间意见很大，还出现了一个讽刺漫画。
画上是孙悟空与猪八戒两个形象。八戒说，“猴哥，天太热了，喝杯啤酒如何？”悟空说，“八戒，喝不得！喝不得！我们钱少，只够喝酒，哪够加菜啊！”
就这样，公众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京城的商业系统因此不得不做出了反应。有相关领导在报纸上表态，说马上下令严查，当机立断地禁止“搭售”行为。
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从来面对市场问题都是无效的，哪怕你喊得再大声，没啤酒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底下人抱怨没法干，加以阳奉阴违地糊弄，上面也干没辙。
于是乎，人民群众就发现，饭馆的服务人员对待买啤酒的客人，恶劣态度变本加厉，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虽然有的地方确实是不“搭售”了，但开始缺斤短两，甚至自己提高价格。
顾客对此当然会有意见，有的人就要说法。“啤酒不是五毛六一升吗？你们怎么买六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升啊！”
可服务员却说，“就这还没货呢！你爱喝不喝！”跟着就吵了起来，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
还有的地儿更缺德，他不缺斤短两不加价，用的招儿居然是兑水。采用这种办法的饭馆儿会直接把一整罐的啤酒都打出来弄到一个大铁盆里，然后拿大舀子买。
饭馆儿的借口倒也冠冕堂皇，说买酒的人太多，龙头出酒太慢，管儿细，盯不上卖呀。
可等得顾客买回去一喝，好家伙，那啤酒味儿简直淡极了。这才明白上了大当。
后来社会甚至还有传言，据说有更过分的，不光兑水，还往啤酒里掺洗衣粉，目的是加重点味道。
尽管是无法判断真实性的流言蜚语，但这仍不免让广大人民群众既惊惧又迷惑。
人心惶惶下，劳苦大众彻底昏头转向了。他们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就为了这么点儿啤酒。国营的饭馆就变得这么不实在了呢？难道公家单位不再值得信任了吗？
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只有与身在市场之中，又了解市场的洪衍武才能说得清楚。
因为啤酒的问题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暴露出的可不仅仅是供需矛盾的问题。还有原有不变的价格体系开始动摇，和国人的价格概念开始复苏的问题。
这完全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自1979年，国家主动调整了一些副食品的价格之后，常年物价不动摇的局面就结束了。而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各处冒出来的农贸市场，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以议价商品，也使得一些票证不再重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开始研究国营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和利润留存的具体办法，就连商业系统的奖金制度也有了变革，开始与利润挂钩了。
结果正是这个最关键的原因，不但让“友谊商店”和工艺品商店给了洪衍武更多的折扣，也让商业系统整体都变得对钱开始在乎了。
毕竟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谁还能像以往那么漫不经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