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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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距离“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这一时期，除了为了“响应”谈话，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时候。而且从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市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另外，为解决建成的房屋四处扯皮，不能尽快投入使用的情况，在今年2月16日，国家顶层又召开扩大会议发布决议。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住进人，否则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整个京城逐渐掀起了一轮搬迁狂潮。
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相仿，连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不能不说，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写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这部影片结尾处，夕照街的人们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
大杂院，公厕，拥挤的胡同随着残阳夕照渐渐消失。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朦胧浮现，等待被塑造，成型。
当然，职工对住宅需求出现了高升增长是社会普遍现象，哪怕房子盖得再多再快，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无法解决终究居于多数。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单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但与那些仍旧是没有还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因为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这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要说也是巧了。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使得乃至今天，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筒子楼还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扩建。像鸟儿“絮窝儿”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有人想尽办法，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石棉瓦顶子的“陋居”来，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堵心的情况。
像有个女孩从兵团回来，由于家里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个她出来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
她没地方住，长期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个对她颇有好感，她却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结果就因为那边有房可结婚。她竟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紧张的年代，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
所以和以上这些情况相比起来。在这次区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区政府家属大院新楼里的洪衍文和许崇娅简直可以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
但好事往往也会存在不那么圆满的一面。
既然是破格的“特殊待遇”，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红。这一点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钥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他可没想到自己一直刻意隐瞒的副区长女婿身份，经此事一下传了出去，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结果整个档案室里私下里流传的全是酸溜溜的风言风语。同事们在道着恭喜的时候，眼神里总是闪烁着玩味的神色。
话里话外似有意又似无意带出的“厉害，厉害，真人不露相”，或是“以后还要你多多照应”，无疑全都指向一个词儿——“裙带关系”。
再加上耳边总能听到一些出于对这次分房指标不满，大家私底下骂娘和诉苦的话，洪衍文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了。
于是趁一天周末到许家的时候，他忍不住就跟许崇娅流露出情绪，表示有点不太想要这个房子了。
他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住到“煤市街”的洪家老宅去。虽然房子太大，有点冷冷清清，也有点不方便，可他想好了，只要在临街处开个门……
没想到就这时候，许晓军突然如劫匪一样破门闯入进房间，一脸不屑地指责起洪衍文来。说他“不知好歹，得便宜卖乖”，敢情这小子一直在门口听小话儿呢。
这一下如何得了，不用说，肯定是把许秉权和于婉芬也给惊动了。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啊。别看同样一件事，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却会是两种意思。在许晓军恶人先告状的极力渲染下，侧重点一下变成了洪衍文不知恩的抱怨。
所以尽管有许崇娅主动帮着洪衍文解释，跟许晓军吵了起来。许秉权夫妇也难免在情感请写下产生误解，认为洪衍文“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为此，于婉芬看向洪衍文的目光变得冷冰冰的，锥子一样锐利，带着明显的轻蔑和不屑。
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家有房子，能摆下几十桌的地方，应该是够住了。可我们小娅从小就住在单元楼里，她不会适应平房的生活。老房子我知道，修得再好也没用。每天不知要落多少灰土，上个厕所得跑老远。再说，你还有兄弟姐妹们，日后总不会一直独居着。那亲戚关系的复杂，日常的客套也不是好受的。你就舍得小娅受这种罪？”
许秉权的目光里也充斥着怀疑和几分淡淡的阴冷。
比较武断地指责，“衍文。我还以为你是个明白人，现在可是有点失望。你应该清楚，有私房的人是没什么可能分到房子的。为这套两居室我从中可是费了不少事啊，不就为了你们好？可你怎么不珍惜呢？而且我也要提醒你，国家对私有房产的认可，还会不会再有变化也是说不准的问题。万一那天方向变了，你们的私房要改回公有你又怎么办？还有那些闲言碎语，我当然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这点压力你要经受不住，以后还怎么能担任更重要的位置？你总有一天会走上领导岗位的，你可能让人人满意吗？好好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洪衍文还能说什么呢？官场有一条重要的准则，就是领导永远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你也不要当面硬顶，那是最差选择。
所以洪衍文知道他无法分辨，解释也无用。如此的结果只能转向更加糟糕的境地。
唯一的正确的处理方式，他必须沉住气，先虚心接受批评。以换取对方的谅解。
于是他低头了。
许家人则在他的谦虚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好似获胜的将军看到敌人明明尚有反戈一击的能力，却丝毫不敢抵抗一样的志得意满。
但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这一次在他们集体围攻下的妥协，洪衍文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许家的地位。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父母和弟弟一直提醒他的“难受”二字，是什么意思。
因此，也是在这一刻开始，他认认真真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路了。与付出自尊换取许家提携好处相比，他更渴望是有机会摆脱这个家的控制。
这绝不是他太过自信，认为官场上只靠自己的能力就行了。他还没那么盲目自大。
但他却很清楚许家人对他的栽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会更增他们对他颐指气使的资本。那即使他获得重要的位置，又有什么意思呢？
要说许家唯一值得他珍惜的东西，也只有许崇娅对他不含任何杂质的挚爱了。
在事后，许崇娅为家里人的态度一直对他道歉，替他感到委屈，更痛骂许晓军。这多少也给了他一些宽慰。
反过来想想，许崇娅也确实不怎么乐意去住平房。那这次就算是为爱牺牲了。
只为了她，忍这一回了。
1981年4月，距离“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这一时期，除了为了“响应”谈话，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时候。而且从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市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另外，为解决建成的房屋四处扯皮，不能尽快投入使用的情况，在今年2月16日，国家顶层又召开扩大会议发布决议。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住进人，否则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整个京城逐渐掀起了一轮搬迁狂潮。
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相仿，连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不能不说，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写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这部影片结尾处，夕照街的人们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
大杂院，公厕，拥挤的胡同随着残阳夕照渐渐消失。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朦胧浮现，等待被塑造，成型。
当然，职工对住宅需求出现了高升增长是社会普遍现象，哪怕房子盖得再多再快，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无法解决终究居于多数。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单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但与那些仍旧是没有还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因为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这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要说也是巧了。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使得乃至今天，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筒子楼还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扩建。像鸟儿“絮窝儿”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有人想尽办法，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石棉瓦顶子的“陋居”来，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堵心的情况。
像有个女孩从兵团回来，由于家里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个她出来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
她没地方住，长期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个对她颇有好感，她却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结果就因为那边有房可结婚。她竟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紧张的年代，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
所以和以上这些情况相比起来。在这次区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区政府家属大院新楼里的洪衍文和许崇娅简直可以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
但好事往往也会存在不那么圆满的一面。
既然是破格的“特殊待遇”，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红。这一点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钥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他可没想到自己一直刻意隐瞒的副区长女婿身份，经此事一下传了出去，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结果整个档案室里私下里流传的全是酸溜溜的风言风语。同事们在道着恭喜的时候，眼神里总是闪烁着玩味的神色。
话里话外似有意又似无意带出的“厉害，厉害，真人不露相”，或是“以后还要你多多照应”，无疑全都指向一个词儿——“裙带关系”。
再加上耳边总能听到一些出于对这次分房指标不满，大家私底下骂娘和诉苦的话，洪衍文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了。
于是趁一天周末到许家的时候，他忍不住就跟许崇娅流露出情绪，表示有点不太想要这个房子了。
他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住到“煤市街”的洪家老宅去。虽然房子太大，有点冷冷清清，也有点不方便，可他想好了，只要在临街处开个门……
没想到就这时候，许晓军突然如劫匪一样破门闯入进房间，一脸不屑地指责起洪衍文来。说他“不知好歹，得便宜卖乖”，敢情这小子一直在门口听小话儿呢。
这一下如何得了，不用说，肯定是把许秉权和于婉芬也给惊动了。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啊。别看同样一件事，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却会是两种意思。在许晓军恶人先告状的极力渲染下，侧重点一下变成了洪衍文不知恩的抱怨。
所以尽管有许崇娅主动帮着洪衍文解释，跟许晓军吵了起来。许秉权夫妇也难免在情感请写下产生误解，认为洪衍文“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为此，于婉芬看向洪衍文的目光变得冷冰冰的，锥子一样锐利，带着明显的轻蔑和不屑。
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家有房子，能摆下几十桌的地方，应该是够住了。可我们小娅从小就住在单元楼里，她不会适应平房的生活。老房子我知道，修得再好也没用。每天不知要落多少灰土，上个厕所得跑老远。再说，你还有兄弟姐妹们，日后总不会一直独居着。那亲戚关系的复杂，日常的客套也不是好受的。你就舍得小娅受这种罪？”
许秉权的目光里也充斥着怀疑和几分淡淡的阴冷。
比较武断地指责，“衍文。我还以为你是个明白人，现在可是有点失望。你应该清楚，有私房的人是没什么可能分到房子的。为这套两居室我从中可是费了不少事啊，不就为了你们好？可你怎么不珍惜呢？而且我也要提醒你，国家对私有房产的认可，还会不会再有变化也是说不准的问题。万一那天方向变了，你们的私房要改回公有你又怎么办？还有那些闲言碎语，我当然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这点压力你要经受不住，以后还怎么能担任更重要的位置？你总有一天会走上领导岗位的，你可能让人人满意吗？好好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洪衍文还能说什么呢？官场有一条重要的准则，就是领导永远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你也不要当面硬顶，那是最差选择。
所以洪衍文知道他无法分辨，解释也无用。如此的结果只能转向更加糟糕的境地。
唯一的正确的处理方式，他必须沉住气，先虚心接受批评。以换取对方的谅解。
于是他低头了。
许家人则在他的谦虚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好似获胜的将军看到敌人明明尚有反戈一击的能力，却丝毫不敢抵抗一样的志得意满。
但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这一次在他们集体围攻下的妥协，洪衍文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许家的地位。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父母和弟弟一直提醒他的“难受”二字，是什么意思。
因此，也是在这一刻开始，他认认真真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路了。与付出自尊换取许家提携好处相比，他更渴望是有机会摆脱这个家的控制。
这绝不是他太过自信，认为官场上只靠自己的能力就行了。他还没那么盲目自大。
但他却很清楚许家人对他的栽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会更增他们对他颐指气使的资本。那即使他获得重要的位置，又有什么意思呢？
要说许家唯一值得他珍惜的东西，也只有许崇娅对他不含任何杂质的挚爱了。
在事后，许崇娅为家里人的态度一直对他道歉，替他感到委屈，更痛骂许晓军。这多少也给了他一些宽慰。
反过来想想，许崇娅也确实不怎么乐意去住平房。那这次就算是为爱牺牲了。
只为了她，忍这一回了。